乾隆时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快，主要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而乾隆时期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

此外，南方双季水稻种植的推广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进和推广，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区，一般都亩产两三石，多者可以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进一步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妇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亿4300多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亿100多万。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明显的增加。桑、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都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化农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不仅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而且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在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特别是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余倍。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

手工业生产在康熙中期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乾隆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织业的主要产地是：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发展十分迅速。如江宁的织机在干、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而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着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在制瓷业方面，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的最大中心。乾隆时，不仅官窑众多，而且「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制糖业都很发达。康熙至乾隆时期，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矿冶业在乾隆时期也发展到鼎盛，云南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此外，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

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自然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中国的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十分密切。中国出口的货物有茶叶、陶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纸张、纸伞、干果、线香、烟草、铁锅、家具、糖、人参、牛马、谷物、豆、羊肉、麦粉等，而进口的商品多为毛织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其它繁荣的都市还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镇也发展起来。如湖北的汉口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各省会馆亦多」。

商业的发展，导致一些财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现。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可以说，乾隆时期使康熙盛世发展到了顶峰，是故史家将其合称为「康干盛世」。而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文字狱和文化专制

清朝在康、雍、干三朝，一方面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尤其是雍、干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对一切文字着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矣谒」、「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吕留良之狱。浙江吕留良所着诗文和日记，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吕留良早死，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九条罪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结果岳奏闻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

主要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亦受杖责。乾隆时期的文网更加严密，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皇帝嘉许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不安分」的表现，也会横遭杀头之祸。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多达50多起。

上述政策为后世中国的统治者起了极为不好的示范作用。文化专制导致社会自由思想的萎缩，对于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