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开启–康熙的宽仁之治

康熙亲政后，清朝内部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国内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南方的三藩割据，西北噶尔丹的反叛，台湾郑氏的割据等等，都摆在康熙的面前。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自己超凡的胆略，在良臣的辅佐下，开创了盛世王朝。

在治国之本上，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当天下发生灾祸，康熙常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康熙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诏说，这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20094]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贤，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

在经济上，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在缜密谋划之后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康熙帝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贡。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