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注十分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后，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卷。太宗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令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为科举考试提供了范本。
在史学方面，太宗下令成立了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此外，他还募集名儒出任学官。因此，京师一时儒者云集，人才辈出，为大唐培养出无数国家栋梁。
唐太宗十分重视佛法的宏扬，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经、译经活动，并在洛阳亲自与其会面倾谈。这使佛教在唐中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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