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肃反的起因和背景是什么 红军肃反简介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

其中，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余红军，红二十军部分干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肃清。
起因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江西确曾有过“AB”团这一反革命组织。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限制，对于1927年4月AB团组织被江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打塌解体后不复存在的情况，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江西省委，都是难于搞清和无法搞清的。而“AB”团骨干分子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中有的人也难说没有一个人在江西继续进行过反革命活动。对“AB”团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江西共产党组织从各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认为“AB”团还存在，并且已经打入了苏维埃区域，打入了共产党内部，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求江西共产党组织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将“AB”团的来龙去脉搞的清清楚楚，准确无误，也是不现实的。此外，当时战争不断，环境紧张，苏区面临着敌人的破坏与渗透，肃清真正的反革命，关系到苏区的存亡、安危大事。在紧急的情况下开展肃反，要求迅速果断，客观上也使办案人员对所有案件难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就必然导致大量肃反错案的发生。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是受苏区“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共产国际大反“右倾”的行动和理论，以及共产国际关于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苏区大搞肃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二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王明“左”倾领导者们不察中国苏区实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不断要求苏区加紧肃反运动，特别是草率地、匆忙地给富田事变作最后定性处理，是苏区肃反错误的重要根源。三是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时期。这个时候，红军也处于初创时期。一些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在处理党内矛盾和肃反斗争这些复杂政治问题方面还缺乏经验，政策观念不强，凭一时革命热情，感情用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四是肃反中少数品质恶劣者的操纵。苏区革命队伍中如李韶九、林一株等思想品质不好、利用自己掌握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耍手段，甚至徇私报复、排除异己，从中作祟添乱。五是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党内领导层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未能得到坚持，像肃反这类重大问题，未能冷静地听取各方意见，尤其听不进不同意见，谁要是对乱捕滥杀有歧见，就会遭来杀身之祸，以致言路堵塞，助长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恶性发展。

造成肃反错误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比较，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背景
“AB团”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红一军团攻克吉安后，在缴获敌人的文件资料中，曾发现有关“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因此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遂于12月初，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任务，准备“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一到富田，就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肆捕人。几天之间，在省行委、省苏维埃及特委机关，抓捕了一百余人。旋即对被抓捕的干部轮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后，按照口供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维埃、特委及江西地方红军第二十军的一些负责干部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文林等先后被抓捕，搞得机关上下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之下，江西省行委及红二十军的部分负责人便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很坏的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他们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当即被彭德怀识破系伪造。彭德怀立即将信送给了毛泽东，揭穿了这个阴谋。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后逃走)，放出被抓捕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单独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他们沿途还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极大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总前委对“富田事变”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号召进行反击和镇压。毛泽东还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布告，还记得其中有“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等句。于是，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不断升格，导致广泛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造成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加之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任务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