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肃反经历了多少阶段 红军肃反的危害有多大

阶段
第一阶段
(1930年5月——1930年9月)
由中共赣西南特委领导时期的肃反时期。这一时期，赣西南特委从1930年5月开始发动在赣西南苏区开展打“AB”团斗争，6月、7月、8月三个月全面铺开，9月进入高潮，乱捕滥杀“AB”团分子，把一批出生在剥削家庭的早期革命运动领导人，一些在工作中存在不同意见分歧，或犯有一些错误的革命同志都当做“AB”团分子加以杀害。

第二阶段
(1930年10月——1931年底)
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时期。这个时期，从10月初攻克吉安发现赣西南苏区党政领导机关的“AB”团线索，罗坊会议总前委作出“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的决定，到11月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12月 “富田事变”的发生及动荡，是为总前委领导时期。
1931年11月上旬开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作出定性处理，4月处决富田事变头头，7月红十二军解体，以及这期间和以后的大规模整肃斗争。与此同时，闽西从1931年1月开始整肃“社会民主党”并持续近一年，直到12月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并出面干预和制止。1931年这一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时期。
第三阶段
(1932年初——1934年秋)
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这个时期，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和纠正乱打滥杀所谓“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方面又在查田、扩红、检察等工作领域中开展“肃反”斗争，大批驱逐和捕杀有逃离行为的地富分子，诛杀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批在押的“人犯”，再次重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阶段
(1934年秋——1935年春)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共中央分局领导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环境更加恶化，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对苏区内的地主、富农和动摇变质分子，以及宁都起义过来留在苏区党政机关坚持游击斗争的人员，都予以处置、捕杀，使中央苏区又一次出现肃反扩大化错误。
损失
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由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为当时3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
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
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
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
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

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一个公开的事实是，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
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
危害
损伤干部
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而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曾中生、邝继勋、刘铁超、肖大鹏、曾炳春、李明瑞、段德昌、万涛、许继慎、朱勉之、季振同、刘士奇等等，这些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自30年代初就永远的从中共党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当时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人口减少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由于被杀的红军太多，长征出发前，苏区五个月紧急“扩红”8万人，完不成任务的就杀。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赣南苏区人口中，参军的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参战的有60万余人。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客观作用
关于江西肃反运动，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以后有过一个自我评价，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党史在界定江西肃反阶段上，曾经明确的指出：“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运动集中表现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宜黄肃反和富田事变这两件事上，毛泽东所说的杀错了人也多指这件事。但是，肃反的弊端在于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者，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之下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况且，这种做法一经使用并且很快发生效用会让始作俑者有着一种上瘾的感觉，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给党的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然而，我们发现在苏区和大肃反过程中，胜利占有主流因素，负面毕竟是支流，毛泽东的江西肃反“保存了四万红军”，扩大了根据地，而张国焘的肃反丢了鄂豫皖，夏曦的肃反让红军大量减员。

深刻教训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敌我力量尤其是对自身革命队伍有一个基本的估量，要相信党的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的大多数，正确对待党内斗争，防止个人专断和宗派主义。
第二，无论肃反和审理任何案件，都必须重实事，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绝对不能轻信口供，搞刑讯逼供，以免发生冤假错案。
第三，任何时候都要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治党，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任何时候都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