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一生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辑者。他说：“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为人忠孝节义、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实践儒家思想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一、勤学励志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他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传》，即能了其大旨”，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懂得珍惜时间，从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十五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凡历代典籍故事、经书等，只要涉猎了，就一定把它弄通了不可。

司马光说：“读重要之书，不可不背诵”、“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勤学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坚持“朝诵之，夕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还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每日审视自己是否躬行圣贤之道。因此他学习很扎实，对于背诵过的书以至“终身不忘”。他在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他对书籍也非常珍爱，翻阅时小心谨慎，生怕弄脏弄坏，天气好的时候，还取出去凉晒，因此，被他翻读了几十年的书籍，仍保存得完好如新。这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也为读书人树立了榜样。

二、经世致用

司马光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但他非常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大，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他博古通今，通晓天文、地理、哲学、音乐、律历等，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擅长。他敬信天命，尊崇道德，写道：“天者，万物之父也”（《致知在格物论》）、“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迂书？士则》），他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们要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对诚意、正心的观点是“依仁以为宅，遵义以为路。诚意以行之，正心以处之，修身以帅之，则天下国家何为而不治哉”（《致知在格物论》）。

司马光倡导以儒家思想治世，认为人才、礼治、仁政、信义是治国安邦之本。他上疏阐述仁君大德有三，即仁、明、武。所谓仁：即“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即“知道义，识安危，别愚贤，辨是非”；所谓武，即“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疑”。关于人才的论述，他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任谏官时，恪尽职守，五年中上奏章一百七十余招，其中对有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他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犯颜直谏，敢于言人之不敢言，维护伦理纲常，举荐贤人，多次为民请命，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曾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百姓们称他是一位正直、忧国和清明的好官。

三、编写“通鉴”

司马光深刻的认识到，治国平天下者必须熟读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说：“治国安邦，不可不读史”。他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几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凡关国家之兴衰，系众庶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司马光在宋英宗、宋神宗的支持下，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为助手，分别撰写史书中的几个部分，最后由他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司马光写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据实直书，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编次有序，删繁求精，“不漏不烦”；在文字功夫上做到了精练明畅，生动感人，韵味无穷。用了十九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资治通鉴》的修订，“资治通鉴”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全书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共计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司马光希望治世者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他多次着墨在历史上的贤明政治时期，如对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有着详尽的描述，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也尤致其详。这部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四、美德传颂

司马光认为诚意、正心是对实栈道义的“君子”、“贤人”的基本要求。他终生力行于一个“诚”字，为人处事言行一致，待人以诚。如他居洛阳时，曾派人去卖他家里的一匹马，替他卖马的人临走时，他嘱咐说：“此马夏天有病，若有买者，事先告诉他”（《宋人轶事汇编》），此事后来被人传为美谈。司马光晚年时，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评价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所做之事，皆问心无愧，没有一件是不可以对人说的！”心胸如此坦荡，行为如此磊落，怎样说就怎样做，只要认为是应该做的，就坚决做到底。司马光对“正心”的理解是：“凡百事之成也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学者所以求治心者，学虽多，而心不治，安以学为”。

司马光一生以俭朴自律，他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他从小就不喜华靡，以后身居高位，仍然如此，“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宋人轶事汇编》）。他还给儿子司马康写了《训俭示康》，教育儿子“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读书人应志于真理，充实道德，不追求外在浮华”。司马康秉承父德，其为人、治学皆酷似其父，当时，京洛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可为人师表者，司马父子也”。司马光的品德天下闻名，百姓们都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当地的风俗因受其影响也为之一变。人们莫不崇尚名节，而羞于谈论钱财利害；人人都有廉耻的观念，知道有所警惕，不敢为非作歹了。就是后生小辈想要做一件事情，也必定会互相地提醒说：“千万别做坏事啊！恐怕会被司马光知道，那就糟了啊！”司马光随便走到哪里，在路上看到他的人，都表示欢欣庆幸。他出外办事时，读书人和百姓们看到他，没有一个人不是急急忙忙地跑上前欢迎他。

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都对自身品德的修养特别重视，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铁肩担道义的决心和毅力鼓舞著后人。其实无论在任何时候，坚守道德、良知、节操，都是做人是最重要的。